孝道，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具备的闪光点。哪怕是无恶不作的盗匪与恶人，在面对自己的父母时，他们也会露出柔情一面。

这显然离不开先辈们的推崇与宣传。

早在数千年前，人类社会刚诞生之初，“尊老爱幼”便已是一种优良传统了。及至后世，封建时代的君王也经常提倡孝道。两汉时期的帝王，更是将“孝”字放到了谥号中。

那么，古人为何要大力推崇孝道呢？

天性使然

俗话说，“羊有跪乳之恩，鸦有反哺之义”。父母对子女有生养之恩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古人常云“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”，更别说大过天地的“生养之恩”。因此，孝顺父母是子女的义务，也是他们应尽的职责。

早在原始社会，古人便知道要赡养老人。当时还有专门的居所和粮食，用来供给部落中的老人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长者经过多年实践，积累了丰富的生存技能。在没有书面文字的时代，长者的口述，无疑就是一个部落之中最为宝贵的财富。

天性使然加上生存需求，人们对老人当然会更加重视，这就是俗话所说的，“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”。

宗法继承

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，“私有财产”的概念也随之诞生。对部落首领而言，拥有其血缘的后裔，显然是最适合的继承人。

所以，奴隶制社会的王室，会实行宗法制，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分封的主要依据。

在此情形之下，血缘变得更加重要。为了维护它，人们自然要重视孝道，进而保证其背后的宗法继承制能顺利运转。

再从社会结构看，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。君王既是国家的主人，也是家庭中的大家长。

而身为至高无上的君王，他们必须要时刻保证自己的地位，以彰显其尊贵身份。这种关系进入到家庭中，便意味着：身为一家之主的大家长，也要被子女后人尊重，用以维系其自身权威。此时，孝道正是维护大家长权威的有力保证。

不过，古人虽然崇尚孝道，但也出现了很多“愚孝”的案例，其根源便在于此：孝道并非是纯粹的，它实则掺杂了大家长（君王）的个人要求。

选官标准

刘邦建立汉朝后，以孝治天下，其后代子孙皆有样学样。于是，孝道便成了汉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。

汉代的选官方式，主要分为察举制和征辟制。察举制，便是地方长官经过对应举者的评判，授予其资格，然后发往中央。待审核通过后，举子便有资格步入仕途，直属国家管理。

反观征辟制，则是地方长官或中央高级官员直接征召名士入自己府中听用。若后者有意转向仕途发展，这些大员也会提供一些方便，好结个善缘。

由此可见，察举制才是举子入仕的重要途径。察举制也分很多科，如明经科，主要提拔一些经学人才；最重要的自然是孝廉科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为孝子贤孙与廉洁之人开的“方便之门”。

自孝廉科面世后，孝与廉曾分开选拔；但在东汉时期，二科往往一概而论，廉洁之人不容易扬名；反倒孝顺之人，更容易得到世人称颂，从而扬名于当世。所以，东汉以来的公族子弟，都是先有孝义之名，这才轻松入仕。如孔融、袁绍、曹操等人，皆是如此。

虽说这些人到底孝不孝顺，现已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拥有孝名的人，不仅更容易做官，也更能够得到他人的好感。可见，这正是古人大力弘扬孝道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道德认知

回到前面这个问题：为何朝廷在选拔人才时，会更偏向于孝道呢？

原来，古人有一个普遍认知：一个人，如果在家为孝子，那么他出来做官，也必为忠臣。长期以来，人们将忠义绑定在一起，将国与家也一概而论。

在家庭中，孝子尊敬大家长，是为恪守纲常伦理；于是，这样的人在步入仕途后，也会对一国之“大家长”表示孝顺与忠诚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朝廷便能轻松找到一大批忠臣孝子，为自己所用。

综上，古人提倡孝道，是带有一定功利性的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纵使没有古代统治者的宣扬，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孝道，也始终不会改变，这才是孝道能历久弥新，成为中华美德之一的根源所在。